【反種族歧視：當社會出現種族論調的時候，學校該如何幫助學生應對？】 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是一個挺沉重的話題，即便在加拿大這樣一個以民主自由和平等公正為立世原則的國家，依然存在形形色色的種族歧視，只不過多以隱性方式出現。卑詩省也不例外，校園裡種族歧視通常變裝為一種霸凌，使亞洲新移民的子弟無所適從，甚至衝擊到大學的少數族裔教員。不過在整個大氣氛中，種族歧視沒有市場，因為卑詩教育界不迴避這個問題。 就卑詩省而言，反種族主義教育要分兩個層次來說：一個是學校本身出現種族歧視，對此進行處理。其實這方面的問題並不明顯，即使有也屬個案，校方會有針對性地予以解決。另一個則是針對歷史和社會出現的種族歧視，如何對學生進行這方面的教育，可以說學校承擔了重責大任。因為學生走上社會後，直接影響到種族平等的質量，要比第一個層次更有意義。在這方面卑詩省教育界採取與社區聯手的做法，共同打造一道防範種族主義的精神大堤。 ➤ 老學委談校園歧視 在列治文市政府前廳，與區澤光對坐交談已記不清是第幾回了。他在出任市議員之前，曾做過多年該市學務委員，對本地教育、特別是公立學校的情況極為稔熟，總能娓娓道來如數家珍。 在區先生還是學委時，筆者就曾與他長談過學校狀況。作為公立學校的堅定支持者，區澤光也表示要正視所存在的若干問題，其中就包括種族歧視，他本人就參與處理過這樣的事情。 當時有華裔家長反映，他們剛從中國移民過來不久，兒子在列治文一所公立中學就讀，英語不靈光，生活習慣也不太適應，就成為個別白人學生調侃的對象。起初還有些分寸，後來就有些逾界，有欺侮成分了。 校方配合家長防範這種現象發生，但這名華裔學生自尊心受到創傷，難以融入本地學校環境之中，造成情緒低落，學習成績下降，與在國內的學習狀態不可同日而語。區先生嘆口氣說，心理上的壓抑難以彌合，以至於該學生後來不得不先回流了。 像此類情況也存在著處理上的難度，一方面這只是個別現象，另一方面都是適齡學童，不會有什麼明確的意識形態支配，也不見得就是膚色或種族的偏見，但多少代表了一種風氣。 ➤ 老校長話說族裔平等 在菲沙河畔的寓所內，筆者拜訪了加拿大華裔語言文化中心（The Chinese Lingual-Cultural Centre of Canada）會長朱婉瑤，重點談到學校教育與族裔平等的關係。 朱會長在多倫多大學進行過“正規系統教材”碩士研究，在加東做過中學校長，出任過安省教育專員，根據自己多年的實際教學經驗，認為在加拿大多元文化和移民社會大背景下，語言有更廣泛的價值所在，應把族裔語言作為加國資源來進行開發。她特別強調族裔語言優勢，認為不接受族裔語言，作為移民國家是不完整的。學習語言不要有背景限制，每種族裔語言之間都是平等關係，沒有高低之分。在海外要尊重母語，同時也要學會欣賞其他族裔的語言文化，不要強行說“接受”，而要以尊重態度“欣賞”，這樣對方也會以同樣態度善待華社。彼此學會欣賞才是相處之道，才能平等融合，這對全國和平非常重要。 既然語言影響到國家和平，就避免不了涉及到種族分歧。朱婉瑤說加拿大是移民國家，種族問題是必須正視的現實存在，各自欣賞還不夠，要合作才對，這也是她重視語言社會功能的主因。 朱婉瑤認為，推廣民族語言教學有利於反種族歧視。作為民主國家，加拿大不允許種族歧視存在，但實際生活中還是有的，只是程度不同。主流社會往往不願談這些，表面做法巧妙，但少數族裔需面對現實。只要有真正歧視的證據，就要繩之以法。只有防微杜漸，才能使社會肌理健康發展。這對男孩尤其重要，他們長大後有男性文化，走上社會後要有承擔，既不高高在上，又要避免衝動，徒生社會釁端。教育系統與家庭社會協調不好，年輕人在社會上就會遭遇很大困難。要教育孩子怎麼站起來，而不是退縮，朱婉瑤將此作為教育學核心點。她說有家長總讓孩子不到外面惹麻煩，結果孩子不敢出頭露面，課堂上怯於表達，這就涉及到語言與種族關係，如果自我意識有自卑感，就覺得被看不起。 朱婉瑤還力邀前卑詩自由黨省議員夏逸（Dave Hayer）出席語言教育會議，夏逸是來自印度的移民，妻子在本地出生，妻舅在魁北克，而他妹夫是意大利裔，他的家族宛如小型聯合國。由於深知族裔語言對本省的重要性，夏逸與朱會長的觀點不謀而合。 ➤ 族裔教授遭遇挑戰 在卑詩大學（UBC）辦公室裡與歷史學教授餘全毅交談，已經華燈初上了。 餘教授通過對加國華人家族的追踪探究，以歷史真相指斥種族歧視。由於他通過史實研究為華人伸張正義，遭到當地白人種族主義者的圍攻。正由於他的研究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，被某些白人至上的反移民組織視為眼中刺，欲拔之而後快，竟然鬧出要卑詩大學開除餘教授的風波。 作為卑詩大學聖約翰學院（St. John’s College UBC）院長，餘全毅直截了當地提及薩茲伯格（Bradley Saltzberg）。薩茲伯格是“卑詩加拿大第一”（Putting Canada First BC）前區域負責人，年前發動請願要求卑詩大學解僱餘全毅，把種族主義公然鬧到本地高等學府，並倒打一耙說餘全毅的“著作及教學違背了UBC有關歧視的政策，對人權造成潛在侵犯。” “卑詩加拿大第一”是反移民、反中文招牌的組織，而薩茲伯格曾多次用化名通過香港《南華早報》，攻擊溫哥華及多倫多華裔市長候選人王璐和鄒至蕙。餘全毅是薩茲伯格最新攻擊對象，薩茲伯格說：“餘全毅教授的有關卑詩省的社會歷史，只不過是在推行一項運動，宣傳非白種加拿大人遭歧視，被打壓。” 面對薩茲伯格上述言論報導，在餘全毅淡定的神態中，也難掩一絲隱隱激動，他連續站立和坐下幾次，重複著“story”這個字。他說所謂主流媒體是在推波助瀾，就是藉薩茲伯格來編“故事”，憑空製造新聞效果。 餘全毅說自己的研究本來十分單純，只是作為學者把問題反映出來。可是薩茲伯格對他搞污名化，非常“crazy”。最為根本的，就是對華人有成見。這跟歷史上對華人的歧視一樣，也從另一個角度證實自己的研究是正確的。餘全毅還談到薩茲伯格組織人到列治文高架橋上掛橫幅，把交通堵塞無端地歸咎於移民，選擇列治文明顯是針對華人，因為列治文是華人最多的加拿大城市之一，而薩茲伯格的觀點卻掩蓋了造成交通堵塞的真正原因。 當問到UBC校方的態度時，餘全毅說學校當局跟他本人的觀點一樣，不屑於跟薩茲伯格較真。其實孤軍編戲的薩茲伯格，就希望能藉此激怒對方，把事情搞大，所以不能讓他得意，不中他的圈套。 儘管薩茲伯格的做法屬於個別現象，餘全毅最後也承認，多少會產生一些社會影響，對其可能帶來的危險後果要保持警覺。但真理越辯越明，自己從事的是純粹的科研，秉持公正中立的治學原則，沒有任何黨派族裔成見，是為還原加國真實歷史，經得住任何學術檢驗。 在另一個場合筆者了解到，UBC發言人達納德曾就此明確指出，UBC是根據對方學術貢獻聘請教授，如何評估學術貢獻也有一套完善機制，這套機制被很多大學採用。 ➤ 反種族歧視走入教學 種族主義是卑詩省歷史一部分，從超過150年前發現未割讓的原住民土地開始。那段傳說的歷史從卑詩省幼兒園一直教到12年級，包括寄宿學校、Sixties Scoop、人頭稅、日本集中營和上百名錫克族移民乘坐的“駒形丸號”（the Komagata Maru）被拒泊岸等。 但如果對本地師生談起這些，他們會告訴你種族主義不只存在於過去，在大廳嘲弄性的噓聲和教室的模式化授課裡，也能聽到種族主義，甚至在飯桌目睹到種族歧視。 當社會出現種族論調的時候，教師如何幫助學生應對？卑詩大學教育學教授絲塔克（Michelle Stack）最近請她的白人同事，來對學生們談談有關問題：“白人至上主義確實存在，並且造成了無法計量的傷害。我們怎麼樣來教育孩子？他們學到抵制白人至上主義的方法了嗎？” 奧漢娜（Annie Ohana）在素裡L.A. Matheson Secondary中學任教，教授社會科學、法律和社會正義課程，還是原住民教師的顧問。她在課堂上有意識地選擇解構種族主義，組織對特權的課堂討論。她說：“我們從白人的特權或男人的特權開始，但這裡存在著一些不同的特權形式。” 8月時候有人在溫哥華進行反穆斯林集會，奧漢娜參與組織抗議。她通過這種活動，讓學生了解書本沒有的東西。當討論“一戰”時，她不只集中歐洲事件，還講述百萬印度人如何與英國並肩戰鬥。 奧漢娜鼓勵學生開放性對話，不怕與教師觀點不同。對此她說：“每個人都可以擁有自己的見解，而且能夠傳遞。他們需要面對挑戰，當然不是暴力那種，而是彼此尊重。” 奧漢娜還提到，如果有學生說反對伊斯蘭，是因為對方崇尚暴力，其他學生或給予反駁，“我們會在一個安全的空間進行這樣的對話，但這不意味著可以在教室散佈仇恨，不許用手指戳點，不能互相謾罵或侮辱，這是在學校，必須要遵守這裡的規章制度。” ➤ 學校與社會共築“防波堤” 要體現教室裡的多樣性，教育不只是教師的領域，社區團體也可以參與進去，對學校如何講述種族主義提供建言。 今年早些時候，魁北克城發生清真寺槍擊事件，卑詩教聯（BC Teachers’Federation）接到來自社會的反饋。 Vancity信託工會普查顯示，82%參與調查的族裔人士遭遇過偏見和歧視。 卑詩教聯主席漢斯曼（Glen Hansman）表示學校談論種族主義的方式必須改變：“我們與教育廳和學校局合作，有責任確保教師在學校恰到好處地談論這方面的問題。” 卑詩教聯社會正義行動委員會公佈過一份文件，即《向種族主義出示紅牌》，作為反種族主義教學資料。不過漢斯曼說這些資料內容需要更新了。 卑詩教聯也為教師提供反種族歧視講座，包括如何根據反歧視框架進行教學，在校內清除對原住民學生的種族歧視，解構種族主義者神話。 成型於上世紀80年代的多元文化政策，是應對種族主義的利器。不過漢斯曼強調不能總沉溺於過去的光環中，形勢在發生變化。 反種族主義的支持者勒海爾（Jessie Kaur Lehail）關注卑詩省錫克族婦女，她們名字中都有“Kaur”字母。勒海爾對學生展示這些婦女的異同，以表示多樣化。她認為學校談論種族主義事件是必要的，有助於防患未然，不要等出事了再補課。她說：“要確保非高加索人的聲音表達，包括他們的思想、作者和意見，都應允許在課堂出現。要有原住民聲音，婦女聲音，不同膚色者聲音。”不應局限於書本說法，還應包括社區居民，把他們帶到課堂。 雅朵（Wendy Addo）來自於溫哥華“黑人命也是命”（Black Lives Matter）社團，她主張學校應發展與黑人和原住民社區的聯繫。但首先要先營造反種族歧視的校園氣氛，為少數族裔學生打造安全環境，使他們的聲音與觀點得到尊重。但她並不贊成完全取消老的歐洲課程安排，認為教師應利用這份課程作為參考，看看在白人至上主義者主導下，歷史敘述是如何遮蓋其他人的歷史。 愛德華•劉（Edward Liu）是列治文反種族主義的擁護者，他協助組織了對反華傳單的抗議活動，該傳單去年11月出現在列治文。劉先生響應了雅朵對卑詩省以白人為中心的歷史的評判：“上述卑詩省歷史觀給予人們的印像是，歐洲殖民主義者只憑一己之力建立了卑詩省，而其他族裔權充附庸。就華人來說，早於1880年初就來到卑詩了，早於修鐵路，尤其對內陸社區做出了主要貢獻，當時卑詩還未納入聯邦。” 中橋互助會是多元文化的社會服務組織，去年秋季列治文郵箱出現反華傳單，中僑在低陸平原各社區，組織了一系列論壇，討論反新移民的種族主義問題。中僑戰略聯絡與市場總監溫妮•譚（Winnie Tam）建議師生和家長對學校發生的種族歧視事件及時通報並追踪，教師和校方行政人員接受反種族主義和包容的訓練，對新移民家庭與孩子提供安頓支持。而卑詩省原住民教育合作委員會則主張，教師、省府和學校三方共商反種族主義政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