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反種族歧視:當社會出現種族論調的時候,學校該如何幫助學生應對?】

吃喝玩樂 2017-09-20

【反種族歧視:當社會出現種族論調的時候,學校該如何幫助學生應對?】 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是一個挺沉重的話題,即便在加拿大這樣一個以民主自由和平等公正為立世原則的國家,依然存在形形色色的種族歧視,只不過多以隱性方式出現。卑詩省也不例外,校園裡種族歧視通常變裝為一種霸凌,使亞洲新移民的子弟無所適從,甚至衝擊到大學的少數族裔教員。不過在整個大氣氛中,種族歧視沒有市場,因為卑詩教育界不迴避這個問題。 就卑詩省而言,反種族主義教育要分兩個層次來說:一個是學校本身出現種族歧視,對此進行處理。其實這方面的問題並不明顯,即使有也屬個案,校方會有針對性地予以解決。另一個則是針對歷史和社會出現的種族歧視,如何對學生進行這方面的教育,可以說學校承擔了重責大任。因為學生走上社會後,直接影響到種族平等的質量,要比第一個層次更有意義。在這方面卑詩省教育界採取與社區聯手的做法,共同打造一道防範種族主義的精神大堤。 ➤ 老學委談校園歧視 在列治文市政府前廳,與區澤光對坐交談已記不清是第幾回了。他在出任市議員之前,曾做過多年該市學務委員,對本地教育、特別是公立學校的情況極為稔熟,總能娓娓道來如數家珍。 在區先生還是學委時,筆者就曾與他長談過學校狀況。作為公立學校的堅定支持者,區澤光也表示要正視所存在的若干問題,其中就包括種族歧視,他本人就參與處理過這樣的事情。 當時有華裔家長反映,他們剛從中國移民過來不久,兒子在列治文一所公立中學就讀,英語不靈光,生活習慣也不太適應,就成為個別白人學生調侃的對象。起初還有些分寸,後來就有些逾界,有欺侮成分了。 校方配合家長防範這種現象發生,但這名華裔學生自尊心受到創傷,難以融入本地學校環境之中,造成情緒低落,學習成績下降,與在國內的學習狀態不可同日而語。區先生嘆口氣說,心理上的壓抑難以彌合,以至於該學生後來不得不先回流了。 像此類情況也存在著處理上的難度,一方面這只是個別現象,另一方面都是適齡學童,不會有什麼明確的意識形態支配,也不見得就是膚色或種族的偏見,但多少代表了一種風氣。 ➤ 老校長話說族裔平等 在菲沙河畔的寓所內,筆者拜訪了加拿大華裔語言文化中心(The Chinese Lingual-Cultural Centre of Canada)會長朱婉瑤,重點談到學校教育與族裔平等的關係。 朱會長在多倫多大學進行過“正規系統教材”碩士研究,在加東做過中學校長,出任過安省教育專員,根據自己多年的實際教學經驗,認為在加拿大多元文化和移民社會大背景下,語言有更廣泛的價值所在,應把族裔語言作為加國資源來進行開發。她特別強調族裔語言優勢,認為不接受族裔語言,作為移民國家是不完整的。學習語言不要有背景限制,每種族裔語言之間都是平等關係,沒有高低之分。在海外要尊重母語,同時也要學會欣賞其他族裔的語言文化,不要強行說“接受”,而要以尊重態度“欣賞”,這樣對方也會以同樣態度善待華社。彼此學會欣賞才是相處之道,才能平等融合,這對全國和平非常重要。 既然語言影響到國家和平,就避免不了涉及到種族分歧。朱婉瑤說加拿大是移民國家,種族問題是必須正視的現實存在,各自欣賞還不夠,要合作才對,這也是她重視語言社會功能的主因。 朱婉瑤認為,推廣民族語言教學有利於反種族歧視。作為民主國家,加拿大不允許種族歧視存在,但實際生活中還是有的,只是程度不同。主流社會往往不願談這些,表面做法巧妙,但少數族裔需面對現實。只要有真正歧視的證據,就要繩之以法。只有防微杜漸,才能使社會肌理健康發展。這對男孩尤其重要,他們長大後有男性文化,走上社會後要有承擔,既不高高在上,又要避免衝動,徒生社會釁端。教育系統與家庭社會協調不好,年輕人在社會上就會遭遇很大困難。要教育孩子怎麼站起來,而不是退縮,朱婉瑤將此作為教育學核心點。她說有家長總讓孩子不到外面惹麻煩,結果孩子不敢出頭露面,課堂上怯於表達,這就涉及到語言與種族關係,如果自我意識有自卑感,就覺得被看不起。 朱婉瑤還力邀前卑詩自由黨省議員夏逸(Dave Hayer)出席語言教育會議,夏逸是來自印度的移民,妻子在本地出生,妻舅在魁北克,而他妹夫是意大利裔,他的家族宛如小型聯合國。由於深知族裔語言對本省的重要性,夏逸與朱會長的觀點不謀而合。 ➤ 族裔教授遭遇挑戰 在卑詩大學(UBC)辦公室裡與歷史學教授餘全毅交談,已經華燈初上了。 餘教授通過對加國華人家族的追踪探究,以歷史真相指斥種族歧視。由於他通過史實研究為華人伸張正義,遭到當地白人種族主義者的圍攻。正由於他的研究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,被某些白人至上的反移民組織視為眼中刺,欲拔之而後快,竟然鬧出要卑詩大學開除餘教授的風波。 作為卑詩大學聖約翰學院(St. John’s College UBC)院長,餘全毅直截了當地提及薩茲伯格(Bradley Saltzberg)。薩茲伯格是“卑詩加拿大第一”(Putting Canada First BC)前區域負責人,年前發動請願要求卑詩大學解僱餘全毅,把種族主義公然鬧到本地高等學府,並倒打一耙說餘全毅的“著作及教學違背了UBC有關歧視的政策,對人權造成潛在侵犯。” “卑詩加拿大第一”是反移民、反中文招牌的組織,而薩茲伯格曾多次用化名通過香港《南華早報》,攻擊溫哥華及多倫多華裔市長候選人王璐和鄒至蕙。餘全毅是薩茲伯格最新攻擊對象,薩茲伯格說:“餘全毅教授的有關卑詩省的社會歷史,只不過是在推行一項運動,宣傳非白種加拿大人遭歧視,被打壓。” 面對薩茲伯格上述言論報導,在餘全毅淡定的神態中,也難掩一絲隱隱激動,他連續站立和坐下幾次,重複著“story”這個字。他說所謂主流媒體是在推波助瀾,就是藉薩茲伯格來編“故事”,憑空製造新聞效果。 餘全毅說自己的研究本來十分單純,只是作為學者把問題反映出來。可是薩茲伯格對他搞污名化,非常“crazy”。最為根本的,就是對華人有成見。這跟歷史上對華人的歧視一樣,也從另一個角度證實自己的研究是正確的。餘全毅還談到薩茲伯格組織人到列治文高架橋上掛橫幅,把交通堵塞無端地歸咎於移民,選擇列治文明顯是針對華人,因為列治文是華人最多的加拿大城市之一,而薩茲伯格的觀點卻掩蓋了造成交通堵塞的真正原因。 當問到UBC校方的態度時,餘全毅說學校當局跟他本人的觀點一樣,不屑於跟薩茲伯格較真。其實孤軍編戲的薩茲伯格,就希望能藉此激怒對方,把事情搞大,所以不能讓他得意,不中他的圈套。 儘管薩茲伯格的做法屬於個別現象,餘全毅最後也承認,多少會產生一些社會影響,對其可能帶來的危險後果要保持警覺。但真理越辯越明,自己從事的是純粹的科研,秉持公正中立的治學原則,沒有任何黨派族裔成見,是為還原加國真實歷史,經得住任何學術檢驗。 在另一個場合筆者了解到,UBC發言人達納德曾就此明確指出,UBC是根據對方學術貢獻聘請教授,如何評估學術貢獻也有一套完善機制,這套機制被很多大學採用。 ➤ 反種族歧視走入教學 種族主義是卑詩省歷史一部分,從超過150年前發現未割讓的原住民土地開始。那段傳說的歷史從卑詩省幼兒園一直教到12年級,包括寄宿學校、Sixties Scoop、人頭稅、日本集中營和上百名錫克族移民乘坐的“駒形丸號”(the Komagata Maru)被拒泊岸等。 但如果對本地師生談起這些,他們會告訴你種族主義不只存在於過去,在大廳嘲弄性的噓聲和教室的模式化授課裡,也能聽到種族主義,甚至在飯桌目睹到種族歧視。 當社會出現種族論調的時候,教師如何幫助學生應對?卑詩大學教育學教授絲塔克(Michelle Stack)最近請她的白人同事,來對學生們談談有關問題:“白人至上主義確實存在,並且造成了無法計量的傷害。我們怎麼樣來教育孩子?他們學到抵制白人至上主義的方法了嗎?” 奧漢娜(Annie Ohana)在素裡L.A. Matheson Secondary中學任教,教授社會科學、法律和社會正義課程,還是原住民教師的顧問。她在課堂上有意識地選擇解構種族主義,組織對特權的課堂討論。她說:“我們從白人的特權或男人的特權開始,但這裡存在著一些不同的特權形式。” 8月時候有人在溫哥華進行反穆斯林集會,奧漢娜參與組織抗議。她通過這種活動,讓學生了解書本沒有的東西。當討論“一戰”時,她不只集中歐洲事件,還講述百萬印度人如何與英國並肩戰鬥。 奧漢娜鼓勵學生開放性對話,不怕與教師觀點不同。對此她說:“每個人都可以擁有自己的見解,而且能夠傳遞。他們需要面對挑戰,當然不是暴力那種,而是彼此尊重。” 奧漢娜還提到,如果有學生說反對伊斯蘭,是因為對方崇尚暴力,其他學生或給予反駁,“我們會在一個安全的空間進行這樣的對話,但這不意味著可以在教室散佈仇恨,不許用手指戳點,不能互相謾罵或侮辱,這是在學校,必須要遵守這裡的規章制度。” ➤ 學校與社會共築“防波堤” 要體現教室裡的多樣性,教育不只是教師的領域,社區團體也可以參與進去,對學校如何講述種族主義提供建言。 今年早些時候,魁北克城發生清真寺槍擊事件,卑詩教聯(BC Teachers’Federation)接到來自社會的反饋。 Vancity信託工會普查顯示,82%參與調查的族裔人士遭遇過偏見和歧視。 卑詩教聯主席漢斯曼(Glen Hansman)表示學校談論種族主義的方式必須改變:“我們與教育廳和學校局合作,有責任確保教師在學校恰到好處地談論這方面的問題。” 卑詩教聯社會正義行動委員會公佈過一份文件,即《向種族主義出示紅牌》,作為反種族主義教學資料。不過漢斯曼說這些資料內容需要更新了。 卑詩教聯也為教師提供反種族歧視講座,包括如何根據反歧視框架進行教學,在校內清除對原住民學生的種族歧視,解構種族主義者神話。 成型於上世紀80年代的多元文化政策,是應對種族主義的利器。不過漢斯曼強調不能總沉溺於過去的光環中,形勢在發生變化。 反種族主義的支持者勒海爾(Jessie Kaur Lehail)關注卑詩省錫克族婦女,她們名字中都有“Kaur”字母。勒海爾對學生展示這些婦女的異同,以表示多樣化。她認為學校談論種族主義事件是必要的,有助於防患未然,不要等出事了再補課。她說:“要確保非高加索人的聲音表達,包括他們的思想、作者和意見,都應允許在課堂出現。要有原住民聲音,婦女聲音,不同膚色者聲音。”不應局限於書本說法,還應包括社區居民,把他們帶到課堂。 雅朵(Wendy Addo)來自於溫哥華“黑人命也是命”(Black Lives Matter)社團,她主張學校應發展與黑人和原住民社區的聯繫。但首先要先營造反種族歧視的校園氣氛,為少數族裔學生打造安全環境,使他們的聲音與觀點得到尊重。但她並不贊成完全取消老的歐洲課程安排,認為教師應利用這份課程作為參考,看看在白人至上主義者主導下,歷史敘述是如何遮蓋其他人的歷史。 愛德華•劉(Edward Liu)是列治文反種族主義的擁護者,他協助組織了對反華傳單的抗議活動,該傳單去年11月出現在列治文。劉先生響應了雅朵對卑詩省以白人為中心的歷史的評判:“上述卑詩省歷史觀給予人們的印像是,歐洲殖民主義者只憑一己之力建立了卑詩省,而其他族裔權充附庸。就華人來說,早於1880年初就來到卑詩了,早於修鐵路,尤其對內陸社區做出了主要貢獻,當時卑詩還未納入聯邦。” 中橋互助會是多元文化的社會服務組織,去年秋季列治文郵箱出現反華傳單,中僑在低陸平原各社區,組織了一系列論壇,討論反新移民的種族主義問題。中僑戰略聯絡與市場總監溫妮•譚(Winnie Tam)建議師生和家長對學校發生的種族歧視事件及時通報並追踪,教師和校方行政人員接受反種族主義和包容的訓練,對新移民家庭與孩子提供安頓支持。而卑詩省原住民教育合作委員會則主張,教師、省府和學校三方共商反種族主義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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